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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用语言疗愈苦难




——论《春知的地图》的语言特征


张立丹 张宇宁


《春知的地图》是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温情疗愈儿童小说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家木糖多年来专注儿童文学创作,《春知的地图》中新颖的构思与老练的叙述笔法,正是作家写作造诣的体现。小说中的春知是一名智障儿童,他以自己的方式体会爱和回报别人给予的爱,凭借自己的执着实现了自己上电视唱歌的梦想,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远方”,春知的“远方”不是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是住到别人的心里并得到别人的认同和爱。在这个过程中,春知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最爱他的姐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爸爸离开了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戏弄与伤害;妈妈得了脑癌,撒手人寰……。可以说,苦难是这部小说的“底色”,春知的遭遇让读者痛心,整部小说也沉浸在持续不断的忧伤之中。

苦难叙事作为一种“范式”被历代作家所接纳并将其作为对象进行不断探索,正如有学者指出:“作为人类最自然的理解世界和自身本质的象征性形式,或许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和悲剧或苦难拆解不开的”[1]。一般来讲,由于苦难叙事离不开描述身体的“痛苦”与心灵的“磨难”,因而这种叙事方式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必然面对一个难题,即儿童的阅读偏好与心理发育状态决定了苦难叙事很难被他们所直接接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考察《春知的地图》,发现全书既做到了面向儿童,也没有抛开苦难,作家巧妙的运用语言调和了上述矛盾。

一、用短句淡化苦难

叙述苦难的文学作品,一般倾向运用长句。一方面长句利于铺陈与抒情,能够给读者造成形象上的冲击力和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从“形式”的角度看,长句更能体现对“沉重的苦难”的承载。但是,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春知的地图》则大量使用短句,其效果是淡化了文本中的苦难事件或人物的苦难命运对读者造成的情绪上的影响。换句话说,作家使用与苦难不“匹配”的短句,稀释了作品的伤感情绪。

比如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小说对春知的妈妈做了这样描述的:

妈妈却个头不高,近乎侏儒,肤色黑得跟冻梨似的,五官布局也不协调。

句式简短,节奏感较强,同时也具有一种韵律美。即使使用比喻的修辞格,作家也是惜字如金,对喻体基本不做修饰,指明本体的特征即可。

声乐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是教课老师,姓米,女的,瘦,说话语速快。

这段话是对声乐学校校长的介绍,更加简练,主要由词和短语构成,这符合儿童语言以口语为主的特点,也更符合本文主人公春知——一位智障儿童的思维方式,因为叙事者对米校长的描写正是春知对她的认知。

人们一般的认识是,市民百姓的语言习惯是使用短句,知识者则善于长篇大论。《春知的地图》中的对话仍旧多用短句,而且这一原则被贯彻到每一个形象身上。如春知的几位老师,每个人都是话语简短,不加修饰。如班主任袁老师批评春知的时候说:“吴春知,你想上天吗?”再如,麻老师制止春知在厕所里唱歌时说:“别唱了,傻子也想唱歌。”如果说老师与孩子交流时用短句是为了保证沟通的效果,那么小说中老师与成人的交谈,依旧使用短句,则凸显了该篇小说用短句淡化苦难的特点。如袁老师知道春知母亲要“骗保”后,只说了这样两句话:“这样终归不妥,你最好再想想。”作家没有从说教的角度——诸如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给孩子树立一个诚实的榜样等方面设计语言,而是从袁老师主观认识的“不妥”,到对春知母亲的劝说:“你最好再想想”,语词中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特征,转而以孩子能够接受的较为感性方式进行表达。

小说并未完全回避苦难,而是以一种比较节制的方式进行叙述,少用修饰性词语,不介入叙事者的情感流露。比如,在春知的姐姐因车祸离世以后,作家是这样表现春知对姐姐的思念的:

姐姐一定是去了远方,于是大吵大叫,他也要去远方。

春知对姐姐的死并不知情,所以才一厢情愿的认为“姐姐一定是去了远方”。接下来的两句则道出了春知内心的痛苦,他要去“远方”,因为那里有真心关爱他的姐姐,而他现在所处的家庭状况是:爸爸“提出离婚,独自搬了出去”,妈妈为了给春知治病“正忙着挣钱”。几句简单的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结合,表现出春知的孤独与无助,但由于对情感的克制,让阅读体验不是特别的悲伤。

二、幽默的语言形式

春知的遭遇让读者痛心,整部小说也都透着淡淡的忧伤,阅读时,往往会引起读者内心的忧伤。而作家借着天真和不谙世事的春知的嘴,用幽默的语言减少了这种压抑感。比如春知在有人说他是傻子时,很严肃认真地纠正“不傻,我是智障”,再如当春知看到“一脸茂密的络腮胡须,并且还是自来卷。胡子长势喜人,头发却不争气,一根都没有”的张导时说:“长反了”,这都会让读者哑然失笑,暂时从春知那令人担忧的命运中走出来,获得短暂的放松。

有学者在研究老舍的《茶馆》时指出:“作家巧妙地吸收曲艺相声的语言技巧,于关键时‘甩包袱’,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来,就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2]。《春知的地图》也善于借鉴传统相声的表现形式,让人物以相声表演的方式进行对话。如春知在同学的鼓动下刮花了庞亮的出租车,庞亮到春知的家里让春知的爸爸赔偿,他对春知说:

“我姓庞,你就叫我庞叔叔吧。”

“胖叔叔?你也不胖啊。”春知纳闷起来。

庞亮哈哈大笑说:“好吧,那你就叫胖叔叔,你的胖叔叔可是个社会人儿,以后你就跟我混吧。”

“社会仁儿?没吃过啊,我就吃过瓜子仁儿。”春知挠了挠脑袋说。

在这里,作家吸收了相声的表现形式,庞亮捧哏,春知逗哏,二人一唱一和,为读者带来了很强的幽默感,并在笑声中增加对春知的喜爱。需要说明的是,源于宋代的相声艺术早在2008年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但在我国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相声并不是一个大众的艺术门类。这一方面与电影、电视等现代艺术形式的冲击有关,另一方面其“受众”群体的培养亟待加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消费相声产品的群体在数量上呈倒金字塔结构,即相比于中老年人,越年轻的群体越漠视相声。究其原因,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尚没有得到有效培养,小品、室内轻喜剧等艺术形式轻易的占领了原本属于相声的阵地。传承传统艺术无疑是必要而迫切的,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和消费缺一不可。《春知的地图》在对读者口味的“塑造”上具有“从娃娃抓起”的意味,这在儿童文学领域并不多见。

三、比喻中独特的喻体

比喻是《春知的地图》里使用的最多的修辞格,作家在文中不满足于平实的叙事状物,而是力图使所叙之事,所状之景能够生动形象,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让读者收到深切的感动,因此建构了深具传神生动效果的比喻修辞文本。本文中修辞最大的特点是喻体贴切,符合文本中人物的认知,同时让读者感觉轻松,有效化解了小说因为苦难叙事为读者带来的忧伤情绪。

本文的主人公春知是一名特殊的儿童,他以自己独有的认知的方式来感受身边的世界和周围人的爱,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发现身边的美和善。作家构建文本时,一直从这个角度出发斟酌词语,所以文中比喻句喻体的视角都比较独特,符合人物的身份特点,而且比较耐人寻味。

如“同学们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好似一群春蚕在纸上吃早餐。”把同学们写字的声音比喻成春蚕吃早餐的“沙沙声”,写出了智障儿童内心的单纯,对“吃”最为敏感,符合人物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方式。这份童心,则让读者不禁莞尔。

再如,“他也同样不喜欢眼前这个白白胖胖,长得有点像元蘑的家伙。”春知的妈妈去世之后,他的爸爸为了做新婚妻子的工作,暂时没有把春知接到家里,而是让春知住在了袁老师的单身宿舍。一天袁老师的男朋友来看袁老师,知道这件事后很是不快,觉得袁老师捡了个大麻烦回来,对春知很不喜欢。春知也感受到了袁老师男朋友的不友善,所以也很不喜欢他,所以把又白又胖的袁老师的男朋友比喻成颇具喜感的“元蘑”,喻体不但独具特色,而且折射出了主人公春知的情感。此外,作为喻体的“元蘑”出现在文本中,让本体——袁老师的男朋友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喻体除了有特色以外,借助语境,还表达一定的寓意。在现实生活中,春知一直得不到亲人和身边人真正的关爱,唯一真正疼爱她的姐姐,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之后,春知便一直要去远方,寻找姐姐,寻找爱。一位被春知称为“胖叔叔”的出租车司机带着他在羊门的油田游玩,并陪他一起看了日出。春知满怀兴奋地迎来朝阳后,自己也由于一夜没睡困得睡着了。这时作家写道:

阳光越攒越多,好似在春知身上盖了一床厚厚的金丝被子。

这个比喻中的喻体为“金丝被子”,给人一种温暖而宝贵的感觉,这有效的暗示出春知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爱,被爱环绕的春知,内心也会充满阳光。

四、诗化语言的运用

整部小说看似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和细致的描摹,多用短句,仿佛拉家常一样,但很多语句虽简练却耐人咀嚼,这是诗化语言运用的结果。诗化是指“小说创作构思的一种审美趋向,主要表现为作家对艺术形象的情感分析和对社会生活的诗意描绘,以诗的意境和象征化的形象思维组成小说形态的主体。诗化小说的出现,为小说创作多样化开拓了前景”[3]。进一步说,诗歌往往与美相连,与爱共生,诗化语言在《春知的地图》中频繁出现,在叙述中融入了阵阵暖流。

诗的语言是跳跃的,充满张力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袁老师在检讨中写道:

音符可以给文字授粉,我只是想让孩子们的笔下有花开的消息。

本句的后半部分很好理解,作家引入“笔下生花”的成语,并将其更加形象化的表现出来。而前半部分则糅合了两个比喻句,即用音符比喻乐曲,以及用授过粉的“文字”比喻歌曲。这种表达方法看似不符合叙述的规范,但充分体现了新诗三美中的“绘画美”,“音符”“文字”“授粉”,每一个意象都让人感觉轻盈、美妙。北岛的名篇《宣告——给遇罗克烈士》的结尾两句与上述情况类似,一方面,该诗的表述内容就包含了苦难,副标题中的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另一方面,即“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前半句用天幕上的星星比喻英雄身上的弹孔,但“弹孔”这个意象意味着争斗、暴力、流血甚至死亡。作为朦胧诗的代表,北岛的受众群体是成人,进一步说是知识者,因而他的对苦难的表现较为直接,选择的意象则不受约束。木糖则出于表述苦难但要淡化苦难的意识和感觉的目的,所以选择诗意的、唯美的意象来建构语句。

《春知的地图》中,一部分句子在语词的使用上特别精准,符合人物的特征,在准确地揭示人物的内心的同时,也让小说持续不断的增添“暖意”。例如,描写春知快下课时望着天上的云彩出神,作者写到:

天上的云彩会变魔术,时胖时瘦,花样百出。

对变化多端的云的描写人们往往多是浓墨重笔,不惜用华丽的辞藻来渲染,而本文的作者却独辟蹊径,只用三个短语来描写一名智障儿童眼中美丽的云朵。虽用笔不多,但却把春知对云的感受和马上就要放学了的愉快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首先,“魔术”是孩子们最为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但在日常的生活中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春知将变化的云和魔术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在孩子的心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顾城的《远和近》同样是表现人对云的感受: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诗中抒情主人公“我”和“云”处于尖锐的对立当中,这是源于成年人感受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但掺杂了更多的文化因素,而且基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观念,人与自然不再是共生关系,而是人要面对的对象。与之相比,《春知的地图》中的“云”则更为接近事物本身,文中所说的“时胖时瘦,花样百出”,恰到好处的描述出云这一事物向我们呈现的“现象”。

另一个例子是,春知的妈妈在得知自己得了脑癌后,瞒着别人买了保险,决定骗保。保险要六个月以后才会生效,所以她为了能够拿到保险的赔付金,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不去医院就医,而且就是靠这个“信念”支撑着才能奇迹般地活着。在春知妈妈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家写到:

不知为何,最后一日,那个本该有些凄凉的日子,却仿佛带着某种鲜艳的喜气。

这段带有临终感言性质的语句竟被作家写得诗意盎然。“鲜艳”指颜色鲜明而美丽。“喜气”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该词现在一般用来表现高兴的神色或气氛。用“鲜艳”修饰“喜气”,其中既包涵了美,也包涵了喜悦。“最后一日”明明就是死亡之日,为什么会是美丽的,让人高兴吗?春知妈妈同袁老师的对话说出了原因,“(春知)今后要是有了这笔钱,能好好地活着,我就放心了。”母亲生命的终点,是孩子“好好地活着”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理解“鲜艳的喜气”,其实是对春知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一句“却仿佛带着某种鲜艳的喜气”,把一位即将离世的母亲的无奈与对孩子的深深的爱展现在读者眼前,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苦难是春知成长的基础,在一篇儿童文学中表现这样一个话题,需要作家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避免给少儿读者的心灵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苦难”还要融入叙事当中。木糖是以叙述方式的变化、语言的温暖及诗意,保证了《春知的地图》达到“温情疗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周宝欣.当下文学苦难的现实性批判[J].文化研究,2004(1):15.

2.梁素芳.《茶馆》语言艺术初探[J].河南农业,2007(10).

3.庄涛,胡敦骅,梁冠群.写作大辞典[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00.

4.司马迁.史记[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100.


作者简介

张立丹(1978-),黑龙江肇州人,硕士,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及地域文学研究。

张宇宁(1976-),黑龙江大庆人,硕士,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域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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