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玉渊潭居住。当时当地,最轰动京城的是一对暂栖团结湖的天鹅遭射杀,并有一只香消玉陨,另一只孤苦伶仃,连连几天几夜在湖上哀嚎,引来善良的北京市民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并一批批涌入公园送别逝者,安慰活者。而在一周之后,丧偶天鹅的哀嚎声由衰而竭,即有一位军旅诗人写下了一首长诗《天鹅之死》至今传诵。半年之后,中央芭蕾舞剧团排演的《天鹅湖》也在首都剧场上演。此后,《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正式实施,民间生态环保意识日渐增强。
其实,我对天鹅并不陌生。由于我们村座落在一座大水库旁,每年秋天都会有雁、鹅、鸭、凫之类从遥远的北方飞来过冬,且日夜兼程,不知劳顿。有的还会掉落在刚收割过的稻田中。对它们,人们绝对不能捕杀,主要认为它们是远道来的客人,因忍饥受饿,或年迈体弱才遭此灾难,必须加以呵护。对于天鹅,人们更是要抱回家中疗养,直至完全康复后放生归队,或者留下守家护院。这是因为在纳西族神话《创世纪》中,雌天鹅乃是天神子劳阿普的女儿。最早的人类男始祖崇仁利恩在大洪水毁灭一切之后,孤身一人,到处漂泊,寻找配偶,并在高山悬崖下幸遇七个天鹅姑娘下凡,还与其中的衬红褒白相恋,继而一起去天上求婚,经受了天神的种种考验。在得知他有非凡才德之后,天神同意女儿嫁往人间。崇仁利恩与衬红褒白这才来到玉龙山下,养育了藏、纳西、白三个民族艰苦创业。这是在告诉我们,今天的人类是男人祖与天鹅女祖结合的产物。所以,对于作为母系始祖的天鹅,人们也就必须善待之,恭敬之,祟拜之。这虽是迷信的观念,但迷信得何等的浪漫、美丽。
说来也巧,在我大学毕业后于本单位主持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并发表一篇有关纳西族创世神话的文章后,竟有一位哈萨克族同事称,他们也有相似的传说及天鹅崇拜,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更是自称是七只天鹅的后代。后来,我又从一个蒙古族朋友那里得知,天鹅在蒙古语中叫“哥拉”,与纳西语对天鹅的称呼同音同义。只是,纳西语中的所指更广泛,凡高空飞翔的鹅、雁、鹤都归于此,凡健康、长寿、爱情、圣洁都喜欢以天鹅作象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必然的关联?我们之间毕竟有自然空间与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进入新世纪后,有一年我与妻子一同前去黑龙江加格达奇作考察,竟发现这个地名为蒙古语,为“天鹅群飞”之意,证实了纳西语与蒙古语天鹅一词的同源性。我只能归结于这种关联,来自于纳西族先民摩挲人曾为西北古羌人,而蒙古族中又融合有部分古羌人。
让我真正近距离接触天鹅的是在文海中学当教师期间。那时,我们学校是云南省教育革命典型,为了给学生免费上学并提供教材费用,我们常常要利用节假日上山牧羊、采草药、砍木料、建教学楼,也要为改善生活条件砍柴、烧炭、种洋芋,几与农民无异。一个新学年开始不久的某一周日,校领导领着我们几个同事去三千五百多米高的西山去砍栗树、挖炭窑,然后点窑火让我和一个当地教师住窑边添柴。由于值守生活非常单调乏味,那个教师便在夜半提出一个恶作剧建议:我俩一起用铲子把炭窑入柴口的热灰屑撒向空中,再静听山下文海湖湖面上的水鸟的动静。果然,当我俩居高临下,把一铲铲带火星的炭屑抛向天空后,只见漆黑的夜空中火流如瀑,并一道又一道虹形下泻,惊飞一湖水鸟,扑打声、惊叫声、迴旋声顿时乍起,乱作一团,而我俩则在既过了一把眼瘾又过了一把耳瘾之后欣然睡去。
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罪该万死。由于我们的捣乱,那些从遥远的西北利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息之地的水鸟们平静安宁的生活完全被破坏,特别是因体型庞大本而需要几十米水上跑道才能起飞的天鹅该花费多大力气逃离?又有多少水鸟的美梦被我们所破灭?
更严重的还在后头。在不久后的又一个周日,学校领导指派我回老家捞蜢蚱,目的是用它作饵毒水鸟以改善伙食。我家在坝区,多水种稻,因而水洼中沟渠里有的是蜢蚱,所以我当然领命而去。那时,我们全校教师共十人,一半民办,一半公办。为了方便教学与生活,我们一起开伙,轮流做饭。由于离城二十多公里山路,每人每月只有三十斤粮食,外加一斤半肉票、四两油票,既要上课又要干许多重体力劳动,那一湖天外飞来的鲜肉,实在是太有诱惑。对于年方十七,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我,水鸟肉自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所谓“毒水鸟”,就是把草乌切成一个个小丁后塞进蜢蚱的肚内,或者将水藻嫩根芽扎成春卷状再塞进草乌丁。然后,第二天一早就派人趁天色䑃胧、不易被水鸟发现,顺风向把它们投往水鸟群飘浮的水面单等它们误食中毒,到黄昏时分漂尸至对面的岸边时再从容捡拾回来。那个傍晚,只见几个熟悉此道的同事步履沉沉地提回十几只大小水鸟,其中有一只是又白又大的天鹅。当天的晚餐自然丰盛,我与大家都欢天喜地,但又有一丝说不清的悲戚陪伴我心头:这只天鹅是贝加尔湖所产,还是境内湖海中的“公民”?它有父母妻儿吗?或是它们已经逃往何方?
四十几年后,我到内江流域一个养鹅基地寻访,才听到一个饲养员相告:天鹅是忠诚于爱情的模范,一旦爱侣死亡它将终身不娶不嫁,天鹅群亦将严加惩罚,不再让它群居生活。它的命运也就只能在终身判罚放哨中终老,或是自己飞上高空后直击地面水面自杀殉情,说不尽的惨烈。这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村民们在迷信思想灌输下的天鹅救助,以及在破除迷信后身为教师的我们对文海湖水鸟、尤其是对天鹅的屠杀,仿佛自己就是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罗契斯特。天鹅啊天鹅,由于那时我们的幼稚、无知、贪婪、残忍,让你们遭受了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恶运,甚至处在濒临灭绝的境地?正是带着这种负罪感及对“昨日”之非的反思,多年来,无论妻子怎么抚慰那是特殊年代出现的悲剧,怎样劝我品尝家养天鹅的蛋、肝、肉,怎样约我去观看《天鹅湖》,我都一概谢绝,并发誓终生不改。有道是:“一之谓甚,岂可再乎?”
作者简介:
白庚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国际萨满学会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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